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最為根本的，就是要理解其哲學基礎，這一哲學基礎是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
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根本上面對的是“哲學問題”
一種科學體系是否具有哲學上的原創性貢獻，其前提要看它面對的是否一個“哲學問題”。習近平治國理政具有問題意識。他指出：“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最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習近平治國理政所解決的問題很多，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就是運用戰略思維和辯證思維，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的戰略問題，從根本上進行系統性的戰略謀劃。
這一“哲學問題”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呈現的“重點突破—全面發展—系統謀劃”的歷史演進邏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初，由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社會生產之間的社會主要矛盾使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實踐上相對注重“重點突破”，即相對注重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首要任務確定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2007年左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把“全面協調可持續”突出出來。胡錦濤同志提出科學發展觀，就是在重點突破基礎上，把“全面發展”問題突出出來。
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注重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注重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行以系統為基礎的戰略謀劃。他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全新局面”。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是“劃時代”，在于它具有轉折性與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戰略性，需從系統上進行“整體設計”或“戰略謀劃”，其中蘊含的就是系統性、戰略性、辯證性。這種以系統為基礎作出的整體設計或戰略謀劃，是哲學上的謀劃，是哲學問題。它首先抓住新時代我國發展起來以后決定大國成為強國的根本要素；再對根本要素進行系統性、整體性頂層設計；在頂層設計基礎上，進一步對這些根本要素的系統性、整體性進行戰略謀劃，使之形成合理的結構并發揮合力作用，從而解決好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蘊含的根本性、系統性、全局性、長遠性、戰略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理論創新只能從問題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因為“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世界上具有重大影響的“著作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是思考和研究當時當地社會突出矛盾和問題的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在解答上述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
二、解決哲學意義上的問題形成新的“哲學觀”
解決上述哲學意義上的問題需從哲學層面進行，這就是以系統為基礎作出戰略謀劃，由此便形成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這樣一種哲學觀。習近平治國理政善于運用哲學思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基于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形成發展起來的，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基礎。
第一，新的歷史方位具有戰略意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直面的是新時代新的歷史方位，這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戮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不斷為 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這樣的新時代具有“系統性”“戰略性”意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是在“兩個大局”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具有“戰略意蘊”的大變局。具有戰略意蘊的歷史方位和時代背景需要戰略思維來系統思考，需要戰略辯證法來系統謀劃，需要戰略定力來系統實現。
第二，解答的時代課題具有戰略意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解答的時代課題，聚焦于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三大時代課題都屬于戰略性課題，需要從系統上戰略上破解。
第三，回答的根本問題屬于戰略性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要解決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國家“強不強”、世界“太平不太平”、政黨“硬不硬”、馬克思主義如何具有“生機活力”等五大根本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運用辯證思維從系統上進行戰略謀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對快速變化的世界和中國，如果墨守成規、思想僵化，沒有理論創新的勇氣，不能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不僅黨和國家事業無法前進，馬克思主義也會失去生命力、說服力。”中國之問從根本上就是解決國家“強不強”的問題，實質是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世界之問從根本上就是解決世界“太平不太平”的問題，實質是為世界謀大同；人民之問從根本上就是解決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的問題，實質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時代之問從根本上就是解決黨如何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問題，實質是要首先為中國共產黨謀強大；解決上述問題從根本上影響到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說服力，其實質就是要為馬克思主義謀生機。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五大歷史意義，就分別是解決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國家“強不強”、馬克思主義如何具有“生機活力”、世界“太平不太平”和政黨“硬不硬”的根本性問題。這些根本問題都是戰略意義上的問題，需要運用辯證思維從系統上進行戰略思考和謀劃。
第四，習近平總書記謀劃、解決治國理政中的系統性戰略性問題，運用的主要是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他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我們是一個大黨，領導的是一個大國，進行的是偉大的事業，要善于進行戰略思維，善于從戰略上看問題、想問題”。在福建工作時，習近平同志主持制定了福州“3820”戰略設想，在浙江工作時，習近平同志主持制定了浙江省“八八戰略”，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注重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進行戰略謀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時代治國理政更需要運用戰略思維，在講到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時，他把戰略思維放在首位，并強調大歷史觀，這是有深意的。
第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系統性戰略性特質。其中的新發展理念、“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兩步走”的戰略謀劃、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系列重要論述，都堅持了系統觀念，蘊含著戰略辯證法。習近平總書記統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一系列具有系統性、戰略性和根本性的時代課題進行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提出一系列治國理政新戰略。他注重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注重軍隊組織構架和力量體系重塑等，都是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的具體體現。
第六，習近平治國理政具有戰略清醒、戰略定力，注重戰略應對，強調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指的是在系統性實踐和戰略性謀劃中運用辯證法，把辯證法運用于系統性實踐和戰略性謀劃中，在戰略中有系統辯證法，在系統辯證法中有戰略。它有四層含義：在時間上，它跳出眼前，從長遠眼光看眼前，這是長遠視野，涉及眼前和長遠的辯證關系；在空間上，它跳出局部，把局部放在全局中來謀劃，這是寬廣視野，涉及局部和全局的辯證關系；在事物上，它跳出現象，從事物的本質看現象，這是縱深視野，涉及現象和本質的辯證關系；在系統上，它跳出部分，把部分置于整體框架中進行思考和謀劃，這是整體視野，涉及部分和整體的辯證關系。
三、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創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哲學”
唯物主義辯證法具有總體性，貫穿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這是共性。然而，這種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進程中，呈現為不同的歷史形態。
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辯證法主要是“歷史辯證法”。他們最注重在歷史領域實現哲學變革，由“上半截子”唯物主義發展到“下半截子”唯物主義，確立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的權威，這只有借助唯物主義辯證法才有可能。這種辯證法直接通達、走向現實世界和歷史領域，揭示其內在普遍聯系、矛盾運動和發展過程及其一般規律。
在列寧那里，辯證法主要采取“認識辯證法”形態。列寧著力思考的是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如何向社會主義過度，這首先需要認識完全不同于近代西歐社會的具有獨特性的俄國國情。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確定唯物主義認識路線，從客觀實際出發認識俄國國情。這就把唯物主義認識論突出出來，他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就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代表作。從俄國特殊國情出發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俄國特殊實際相結合。這就要處理好一般和個別、普遍和特殊的辯證關系，這需要辯證法，他的《哲學筆記》就是辯證法的代表作。所以，列寧把辯證法看作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把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看作是同一的。
在毛澤東那里，辯證法呈現為“實踐辯證法”。解決農民占大多數的落后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首先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涉及到一般和個別、普遍和特殊、共性和個性之間的辯證關系，這需要辯證法。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成果，我們黨用這種理論創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指導實踐，這就涉及理論和實踐的辯證關系。由此便有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兩部哲學代表作。前者講實踐論，后者講辯證法，二者有機統一，就是“實踐辯證法”。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治國理政也特別注重辯證法，同時在總體上也注重實踐，由此也可以把他們的哲學思想歸為實踐辯證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歷史辯證法、認識辯證法、實踐辯證法，但更為鮮明的特質，就是注重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一種具有總體性的原創性貢獻。
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含新的“哲學思維”
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體現著系統思維、戰略思維、辯證思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兩個大局”“兩大布局”“新發展格局”“戰略策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社會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的關系”“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關系”等重要論述，都體現了系統思維、戰略思維、辯證思維。
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要求樹立歷史思維、實踐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和底線思維。歷史思維、實踐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和底線思維都以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為基礎，離開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它們都無法得到真正徹底的理解。歷史思維，就是要樹立大歷史觀，把“系統”“戰略”“辯證法”置于大歷史觀中進行思考，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就是大歷史觀中的辯證法，它既要求尊重歷史發展的客觀性及其本質，又要求符合歷史發展邏輯、歷史必然性和歷史發展規律，還要求有效化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種種矛盾和關系，缺乏歷史思維的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是空洞的。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的歷史方位”“新發展階段”“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產黨”等重要論述，都體現了歷史思維。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要求樹立創新思維。辯證法在本質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內在要求推進創新，它是在創新中實現的，對系統作出新的戰略謀劃也是創新，缺乏創新就無法實現戰略目標。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理念”“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重要論述，就體現了集成創新。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要求樹立法治思維，需要法治思維保證一種系統能規范地運行，保證戰略有規范地實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法治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重要論述，就體現了法治思維。系統為基的戰略辯證法也要求樹立底線思維。
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鮮明彰顯人民至上的“哲學理念”
馬克思提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三形態”理論，即從“人的依賴”到“物的依賴”，再到生產力高度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基礎上的“自由個性”。“人的依賴”，主要是前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發展形態，表現為人對血緣、權力及其由此構成的共同體的依賴。“物的依賴”，主要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人的發展形態，體現為人對貨幣、資本、金錢與物質財富的依賴，即物對人的統治。“自由個性”，是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人的發展的歷史形態，體現為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創新能力的自由充分發揮。
馬克思所在那個時代，致力于破解資本邏輯并向人本邏輯跨越，但在實踐上并未真正實現。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由于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相對注重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基礎即“物”的問題。對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有相關論述。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情況大致如此。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歷史性轉化，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意味著在實踐上，我國總體上解決了人的基本需要滿足的問題，已經進入不斷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新時代。這一時代，是超越“物的依賴”和“資本邏輯”而走向不斷推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時代，是人民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的時代，是在實踐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時代，是堅持人民至上并彰顯民本邏輯的時代?；谶@樣的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在實踐上堅持“人民至上”，而且從哲學上構建起了“人民至上”的哲學理念。這一理念之核心內容是：把人民當作主體，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當作目的，一切為了人民；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在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邁出實質性一步，不斷推進人的全面發展；把人民當作尺度，堅持人民至上。
中央人民政府
